新台灣新聞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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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謝志偉〉這個外省人 為台灣嗆老Ｋ
李鴻典、李心怡
第591期
2007/7/19
新聞局長謝志偉曾因受愚民教育而不認識台灣，於是「去德國認識台灣」；學成返台後，隨即積極投入台灣民主運動，從此與台灣這塊土地緊密地連結在一起。


去年紅衫軍作亂時，謝志偉正在德國，原本已暫停寫文章的他，忍不住寫了一篇名為「雪地裡的樹樁」的文章，他引述了卡夫卡小說《描述一場奮鬥》的精華段落「我們就像雪地裡的樹樁，一眼望去，淺淺地平躺在那兒，彷彿輕輕一腳就可被挪開。可，不然，因為它們其實是和土地緊密地連結在一起的。可是，您瞧，即便這樣扎實的連結看起來也僅是似有若無而已」。
他寫道，「幾百年來，台灣人不就像一截雪地裡看似無著的樹樁般，這裡被踹一腳，那裡被推一把，儘管傷痕累累，時而失意，時而失神，甚至偶爾難免也失身，但卻從未失根過」。
「雪地裡的樹樁」，同時也是謝志偉本身的寫照，他在二十八歲離開台灣赴德國求學之前，因為受愚民教育而一向支持國民黨，到了德國之後才發現自己竟然不認識台灣，他在德國開始學習台語、學習台灣歷史、文化，他笑稱是「去德國認識台灣」。
回台灣後，他便抱著羞愧的心情投入台灣民主運動，從此與台灣這塊土地緊密地連結在一起，所以儘管擔任新聞局長一個多月就被藍營告了三次，他也如同「雪地裡的樹樁」一般，是踢不倒的。對照之下，告他的人，正是解嚴前協助獨裁政權迫害台灣人民的加害者，這些加害者，至今仍未有任何反省。
赴德 開始認識台灣
問：身為外省族群，您從深藍走向深綠，其中的轉折點為何？
答：雖然我媽媽是本省人，但我是被歸類為外省小孩，總覺得國語要說得標準，而且要捲舌，「不捲舌就捲舖蓋」，我長期受國民黨愚民教育，對當時台灣的政治運動完全不關心，我所投的每張票都是投給國民黨。在我的政治概念裡面，沒有在野黨，甚至沒有執政黨，只有國民黨。
一九八○年我服兵役時，在中壢兵工學校當教官教國文，我們辦公室有十六、七個人，一半是預官，一半是職業軍官，不論本省人、外省人，幾乎都是國民黨籍，只有兩個人不是。他們每個月開小組會議時，我們兩個人就要出去散步，所以我那時候感觸就很深。另外，我發現周遭的國民黨員，他們反而常嘲笑蔣介石，對我這個政治未啟蒙的人也很震撼。
一九八二年，我以榜首考上德國國際交流獎學金。到德國不久，德國就大選，歷經內閣改選，那對我更是震撼教育，我突然發現｜原來政府也可以批評，原來政府是可以換的，政府跟黨是兩回事，這對我來說很不可思議。
我開始對照台灣，發現其中差別很大，同時我也開始發現自己對台灣歷史、政治、社會的瞭解是零。在德國跟人聊天時，人家問台灣有沒有左派跟右派，我聽不懂，更嚴重的是，一開始人家問我是哪裡來的，我都說中國，今天看來莫名其妙，可是當時是很自然的。我的行囊裡還有件藍色的長袍，我要讓人家知道我是具有千年文化的中國人，展現「中國人的驕傲」。
可是每次我說自己是中國人，對方就開始講北京、南京、上海，似乎我講的中國和人家講的中國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再解釋是「Republic of China」，人家還是北京、南京、上海，我才心不甘、情不願地搬出台灣，人家就說「你為什麼不直接說台灣？」
我慢慢釐清這種民族、血緣、國家的糾纏，之後出現了一個真空期，因為缺乏了跟土地的連結，人家問起台灣的時候，一問三不知，吳濁流，沒聽過，賴和，沒聽過，當時第一個就是感到羞愧，我如果不改變，對不起自己，對不起台灣這塊土地。
我開始追尋有關台灣的事情，我開始與台灣同鄉會有更密切的接觸，我慢慢地從羞愧、慚愧變成想要回饋。我對台灣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歷史，最早接觸是看德文的資料，所以我那五年可以說是「到德國去認識台灣」。
回台 從事校園改革
問：你回台灣後，開始從事民主運動，能否談談這段歷程？
答：所謂的台灣心，說穿了最基本的就是「不再以台灣為羞恥，不再以中國來看台灣」，我開始慢慢習慣學會從台灣看台灣。
例如，你就不會從中國的角度看日本跟台灣的殖民關係，你不能期望台灣人從南京大屠殺的角度來看待台灣跟日本的關係，就好像我們沒辦法期待一九四九年以後來台灣的人，從二二八的角度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但是我可以期待他們可以從一九四九年後的白色恐怖來看台灣跟國民黨的關係。
我回台灣後，就從事校園改革，這是我從事政治跟社會改革的開端，我告訴自己，你二十八歲以前都沒有幫台灣講話，你有五年的時間在德國，也沒有機會幫台灣講話，你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前面的生氣變成一點勇氣，我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參與「教官退出校園」。
駐德 說台灣民主事
問：先前擔任駐德代表，你並非傳統外交體系出身，為外交圈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答：外交本來不是我的專長，但跟德國的關係是我的專長。我跟德國關係很深，我在德國讀博士五年，中間沒有回台灣，後來也陸續有三年的時間到德國作研究，加上駐德兩年，一共十年。
我們和德國沒有邦交，有缺點也有優點，有邦交，只要作上層的外交即可，不必去演講，不用深入民間，正因為我們沒有邦交，所以必須去做其他的工作，可以開發的點較多。所以除了維持傳統擁護、支持台灣的組織之外，我把很多的時間放在演講，我親自去說台灣的民主坎坷故事。
光是正、副總統都坐過牢，這點就令他們很震撼，而在那樣的戒嚴時代，行政院長謝長廷、蘇貞昌則是抱著身家性命危險站出來的人。我的目的不是要讓德國和台灣建交，但透過這些慘不忍睹的歷史，讓德國人能夠深刻地瞭解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不但值得珍惜，更值得支持。
我四處去演講，大大小小有一百場左右。我抱持態度是，當你跟德國人講台灣的民主、人權，你要告訴他，這些是得來不易的，我常講會天上掉下來的只有兩種東西｜一種是雨滴，一種是鳥屎。民主不可能天上掉下來。
我也跟德國人說我親身經歷的故事。我回到台灣教書，就開始從事校園民主運動。當時剛解嚴，台灣還有很多不合理的法規，尤其是心態，所以很多教授們集體上街頭，我怕我媽媽擔心，我都沒跟她說我在做什麼，有一天我在陽明山被一個警察按住，被攝影記者拍到，我媽媽看到很擔心，她不是擔心我做錯事情，她是擔心我因為「做對事情」而受傷。
如果是藍營的人，他是不可能跟人講這段歷史的，因為他們就是威權統治的發動者，這段歷史有多少人犧牲掉，他是加害者，怎麼可能去講加害者的故事。這樣的話，歐洲人他就沒辦法瞭解，台灣走向民主的路上荊棘滿佈，包括它的過程，它裡面的故事。
我去德國兩年瘦了十公斤，很多人跟我開玩笑說，「你沒有全部回來，遺留了一部分在德國」。為什麼？因為四處奔波，每天都在想我還能為台灣做什麼事情？我的辦公室裡頭有一個小房間，原本裡頭就放了張行軍床，大概是要讓我中午休息的時候可以用，不過我從二○○五年五月五日去，到二○○七年六月九日離開，兩年一個月又四天，我從未在那張行軍床躺過。
入閣 比駐德還複雜
問：原先您是在民間，從事校園運動、社會改革，後來進入體制內，先擔任外交官，如今接下新聞局長一職，角色的轉換，如何調適？
答：扁政府找我入閣並不是第一次，直接找我、間接找我都有，游錫?憟H前也找過我到現在這個位置，其實我心理上一直在排斥直接進入政治，我參與政治，但要我直接進入政治，在我心理上一直有排斥，因為擔心會失去自由。
到德國當外交官，對我來說還不算是直接進入政治，因為比較遠，而且德國又是我比較熟悉的地方，而且做外交的方式有很多種，可以輕鬆也可以忙碌，當然我是選擇忙碌的方式，因為我怕無聊，當然也有我想要替台灣做事的心。
我在德國那兩年，主要的對象就是德國與中國，沒有藍綠問題，只有台灣問題，對台灣的向心力比較容易彙整，但回來台灣就是跳進統獨藍綠，情形是不一樣的，比當外交官複雜。我所要面對的是台灣內部的藍綠、統獨問題，這是政治現實。
問：您才接任新聞局長不久，就已經被藍營提告，有什麼感想？
答：他們不出來解釋，卻馬上去告，這也告、那也告，真是「吃人告告（夠夠）」，在這個部分，我不會怕也不會退縮，這是一種試煉，因為我知道我在做對的事。
我之前在陳文成事件的發言，其實我在二○○四年七月一日在做「謝志偉嗆聲」的時候，就討論過這個議題，不是因為我跳進這個內閣才針對陳文成事件有發言，才對國民黨、馬英九提出我的看法、質疑，我是一致的。
他們這些人當時是在幫獨裁政權撐腰，成為他們一部分，幫他們辯護，然後分得一杯羹；基於還原台灣的歷史，我必須要指出來、要提出質疑，他們有時候會講說「是因為當時沒有選擇」，怎麼會沒有選擇？有兩種選擇，一種就是吃香喝辣風風光光，另一種就是手銬腳鐐叮叮噹噹，是有選擇的，有受害者當然有加害者。我認為，重點不是你當時做了什麼，而是你今天的反省是什麼。
問：過去陳師孟擔任台北市副市長的時候講過，他要去市議會備詢就像是要去地獄一樣，您面對立法院時，會有這種擔心嗎？
答：我從來沒有擔心過有人對我的質疑，因為我很真，我講的就是我想的，我不必編謊言。很多人可能認為我是死硬派，但我是出於一九八二年以後，我對台灣的愧疚、慚愧與回饋，我後半段是跟台灣有連結的，我才有資格講「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馬英九他們是「一路走來，始終如意」，享受特權。
解嚴 堅持轉型正義
問：今年剛好是解嚴二十年，政府部門舉辦相當多的活動，外界對於被害者與加害者之間有更多的注目，今年活動是特別設計的嗎？
答：其實這系列活動在我回台灣之前，府院就已經有規畫，黨更不用講了；有人質疑，為什麼十周年不辦，二十周年才來辦？真是笑死人，十周年的時候民進黨又還沒執政；其實國民黨不是不能辦解嚴二十周年，而是看他要用什麼樣的心態。
我們到現在還是看到他們用「德政」的觀點來看待蔣經國宣布解嚴，有這種想法意味什麼？這表示我們解嚴了，但他們還在戒嚴。當年的自由民主人權，被國民黨用「台獨」兩個字來概括，怎麼二十年之後，他們還在打台獨，沒有成長就算了，他們絲毫沒有一點愧疚的心。
他們是在綁架外省族群，我身為外省族群的一分子，我很為那些真正為台灣付出貢獻、生命的外省人叫屈，國民黨把他們所犯的罪惡，轉嫁到這些真正辛勞的外省人，但好處他們都沒享受到，只有被剝削、被犧牲，國民黨真的很可惡。
問：戒嚴三十八年，台灣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創傷非常嚴重，解嚴後才有時間進行重建，但社會復原並不完全，現在您處在這個位置上，當務之急是要做些什麼？
答：很多人以為我們從解嚴那一剎那起就解嚴了，其實並不是，一輛高速行駛的火車，當你踩下煞車，不再加速了，但火車還是會繼續往前衝，有一個煞車距離，也就是說，解嚴二十年，並不代表戒嚴停止二十年，它還繼續往前衝，至少衝十年，要有這樣的認知，不然會沒辦法接受。
我現在在這個位置，所以要跟民進黨一起努力，堅持轉型正義，包括從文化等軟性面著手，要軟硬兼施，就像船要入港要看風向躲暗礁；另外，我作為發言人，站在第一線，所呈現出來的就代表民進黨政府，什麼時候要傳達訊息，或者是訊息要怎樣傳達，我還在學習，希望透過我的發言，可以把民進黨被污衊的事得到修正，希望我回來是跳火坑，而不是帶火坑回來。
律動　掌握群眾情緒
問：您過去剛開始主持晚會時，所用的台語也沒那樣多，後來才逐漸多起來，最後幾乎可以整場都用台語主持，整個互動就不一樣，而且您把西洋歌曲的律動帶入其中，這箇中有何巧妙？
答：我是從台語的四句聯轉變為ＲＡＰ，而且我在大學當過老師，當然也當過學生，當老師的人有一個重點就是怎樣讓課變得有趣，台上台下如何能夠互動，這其實很關鍵。所以要想辦法讓他們跟著你說、跟著你唱、跟著你講，像現在很多歌星唱到一半會把麥克風轉向台下，讓歌迷可以接著唱，有互動產生，這種做法其實我比他們早。
不過要有這種互動有一個前提，就是要讓群眾知道要怎麼接話，所以必須要重複，也不能長。所以我就創作了〈GO！GO！GO！台灣是寶島〉，這裡面要有一種感情、有節奏，這跟詩是完全脫離不了關係，通常不要四個字、六個字，要五個字或七個字，例如「台灣袂對叨位去」（台語）就是七個字，再加上五個字「要往哪裡去」（國語），或是「咱講飼老鼠勒咬布袋，是越咬坑越多」（台語），聽起來就很有律動。所以他們看到我出場就會想到節奏，就會跟著搖。
人開始動的時候，就不會只陷在悲情裡。可以把「氣憤」變成「氣氛」，人一動的時候，就有流動，就不是死的，就會有希望，現在的用語叫做「High」，所有原先在心裡被壓抑、被束縛住的東西，就可以解放出來。我常看到很感動的就是有時候有阿公、阿嬤帶著小孫子，都跟著拍子在搖，而且跟這些支持者熟了之後，就會有一種默契，有默契就不會緊張，後來場子比較趕的時候，我可以到了現場五分鐘、十分鐘，再來看今天要講什麼。
這其實跟我的個性有關，但最大的影響可能來自我父親，在我父親朋友與我母親的眼中，他是一個很會說故事的人，他是廣東汕頭人，他的汕頭方言講得很好，然後他的上海話講得跟廣東話一樣好，又會一點日文、一點英文，另外，他也到處跑，當過漁船、商船的船員，也開過小餐廳。可能跟我讀文學也有關係，「一個會講故事的人，他隨時都有話要講」。

自由電子報 - 《黃天麟專欄》北京→黃良華→ＫＭＴ

自由電子報 - 《黃天麟專欄》北京→黃良華→ＫＭＴ
從此將台商代表列入中國國民黨立法院不分區立委之安排，將成為一項不可或逆的不成文法，中國「以商逼政」、「以經促統」的戰略展開將從此可由北京直接指揮中國國民黨在立院之運作。若二○○八年立法院仍由中國國民黨為主體之泛藍所控制，台灣政府的立法院將實質成為北京在台之立法機構，以台商委員為媒介，形成「北京─國台辦─台商總會─台灣立法院」的直線指揮系統，為「經濟一中」效命。在此意義上，二○○七年七月十二日是台灣主權城池再陷落一城的一天。
無獨有偶，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也是海基會董監事聯席會議通過由執政的民進黨立委洪奇昌出任董事長之一天。大家都心知肚明，董監事會開會只是一種形式，幕後的決定者是政院高層。因為洪委員過去推動兩岸關係不遺餘力，力主產業西進中國，並在立法院與親民黨立委聯手提案要求鬆綁台商中國投資上限。他認為，在「國際經濟的長河裡」台灣不能沒有中國，論調宛如台灣在「國際政治的長河裡」不能不與中國統一。
過去七年民進黨執政最為奇特的政策思維之一，就是兩任駐美代表都起用了深藍的外交官員，民進黨第一任駐美代表還在二○○四年大選投票前夕提出辭呈。任命反本土、反公投、反正名、反台灣進入聯合國的人去遊說美國，遊說的結果當然是美國對台公投、修憲、廢統之不了解、不支持及反對，「請鬼拿藥單」莫此為甚。
將來的海基會由力主西進的董事長掌舵之後，在與中國之意見傳達、對府院之政策分析與建言能否客觀，能否顧及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福祉，能否以台灣的整體經濟利益為優先，都將是全民所關注與憂慮的地方。更令人擔心的是，北京會不會透過台商、台商在台之立委，與海基會形成連線，形成莫之能禦的「經濟一中」戰線，不但力足以左右立院之立法，還將整個行政、立法置於北京的遙控之下，這才是我們所必須嚴正思考的問題。

自由電子報 - 《星期專論－向陽》這樣的大考文史命題將伊于胡底

自由電子報 - 《星期專論－向陽》這樣的大考文史命題將伊于胡底
大考中心面對外界質疑，提出的解釋是，該中心完全依照教育部八十四年課綱比例規定出題，「依法行政」。照這個鋸劍式說詞，則過去歷年來高於今年的文史出題比例，就意謂著過去該中心並未依法行政，這責任是不是也該由該中心承擔？針對國文考題，命題小組說明根據舊課綱之外，還強調過去歷年試題「逐漸偏離課本，而且有漸行漸遠的傾向」、「不利於語文教學，必須及時導正」，換句話說，這幾年同樣都是大考中心出題的傾向，乃是錯誤的，該中心是否也得為歷年來「偏離課本」的出題傾向，向因此受害的學生和家長道歉？進一步說，這種只要命題小組就可「導正」命題傾向的出題模式，未免恣意輕率，又豈是面對全國考生的大考中心所能卸責？

是今年文史試題的「傾向」很明顯地以舊課綱為盾牌，與我們這一代共同走過的台灣社會越走越遠離，與我們下一代要走出去的世界和未來越走越回去｜｜台灣文學、歷史題目和所占分數的大幅下降，說明了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大考，並不在意也不重視這一代以及上一代的文學累積和前人奮鬥；古典文學、中國歷史題目和所占分數的大幅升高，則又暗示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下一代，只有回頭擁抱中國古代文史才能出人頭地。荒謬的是，這樣事關教育走向和下一代應有教育權利的命題走向，不是出自主管國家教育政策的教育部，而是由大考中心委託的命題小組決定，因而形成少數命題委員就可以今年「導正」去年、以小組傾向「導正」試題方向，並因此造成大考命題和教育政策相互抗頡、考試內容和時代潮流互為扞格的錯謬現象。這才是今年大考文史命題最深層的問題所在。

而同樣不在課本範圍內的王德威學術論文（一種逝去的文學？）也被拿來出題，甚至完全顛倒該文意旨，以「反共文學」為標準答案，王德威已聲明該命題錯誤，要求命題者「熟讀」原文〔這是錯誤試題，答錯的反而是對的，答對的反而錯了〕｜｜這樣的例子明白表示：儘管台灣文史已經存在，卻仍特意漠視；即使中國文史錯誤認知，還要橫加抬舉。此次大考文史命題的嚴重傾斜，由此一葉，即可知秋。
這樣的大考中心，這樣的文史命題傾向，能不愧對參加今年指考的十萬九千八百八十九名考生，以及這些考生背後努力向前行進的台灣社會嗎？


請問這些老師的專業在哪裡?
他們為什麼有這樣的權力?

[HI-ON]鯨魚網站-文言文──該被淘汰的文體

[HI-ON]鯨魚網站-文言文──該被淘汰的文體
文言文──該被淘汰的文體
郭健二2007/07/20
最近文言文的教學與在考試中所佔的比例，引起政治、教育、學術界的爭論，其中還涉及中國和台灣意識型態的問題，對此我想表達一些看法。
文學可以反映一個時代，時代也會隨著思想潮流而改變，很自然的，文學與文體也會跟著時代而丕變，而沒落。

我認為文言文應該是屬於該被淘汰的文體。

文言文是中國文體的ㄧ環，我現在就中國文學的演變略作說明：

在中國的漢朝有一種文學作品稱之為「賦」，是由詩與散文融合而成的ㄧ種文體，它的詞藻華麗而誇張，好堆砌冷僻之字，表面富麗而艱深難讀，當時寫「賦」的作家多為文字學家，換句話說，一般人如果文字懂得不多，是很困難去欣賞，更不用說要去寫「賦」這樣的作品，後來又演變成專門應付高等考試的「律賦」，當時的讀書人為了考試而不得不硬著頭皮去苦讀，而在通過考試之後，便將它棄之如敝屣了，因此「賦」這種文學，到了唐宋就逐漸衰微而趨於沒落。

另外還有一種文體，稱為「駢體文」，創於漢朝，興盛於六朝，它的特色是：對偶工整、音韻和諧、詞藻華美、典故繁多，但這種文體因為太重視形式和詞藻，內容逐漸變得空洞，用典又頻繁，使得一般人無法了解文中深奧寓意，到了唐初陳子昂率先起來反對，韓愈跟著高唱「古文運動」，隨後王安石、三蘇、柳宗元、曾鞏等人附和之，「駢體文」終於走上衰頹之途。

當時韓愈所提倡的「古文」，就是要恢復周、秦、兩漢的散文，用現代通俗的話來說就是：「使用讓人看得懂，簡易明白的白話文」
大凡一種文體，一旦與社會脫節而只能作為考試的工具，最後的結局總難逃沒落而被淘汰的命運；文言文目前在台灣的狀況，就如漢朝的「賦」與六朝的「駢體文」一樣，學生純粹是為考試而不得不去研讀，一旦通過考試，就與文言文揮揮手，「從此不再相見」了。

我引用兩段文句，讓大家了解現代的中學生，國語文所研讀的是這般「艱澀難懂」的古代文章，也讓大家體驗一下，當前中學生讀文言文的感受。

中國戰國時代，秦始皇之丞相李斯，寫了一篇「駢體文」，其中有如下的文句：【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鼍之鼓。】

短短只有兩行，卻是處處是典故，這種好像是在教人猜謎語的文章，一般人看得懂嗎？而這篇艱澀難懂的「駢體文」，正是目前各出版社都列入高三國文教材的「諫逐客書」，也就是今年大學指考國文科試題出處。

中國唐朝有一位作家杜牧，寫了一篇「阿房宮賦」，「阿房宮」是秦始皇所建的宮室，杜牧藉著敘述「阿房宮」由繁華到燬滅，隱喻秦國的暴起與滅亡，以警戒後代的君王，其中有這樣的句子：【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

請問這樣艱澀的文言文，目前我們社會人士有幾個人有興趣去欣賞？這一篇卻是現在高中生的國文補充教材，這種在唐宋時代已經衰微的文體，卻由於「大中國的意識型態」作祟，而硬要逼迫處在瞬息萬變的電腦時代的中學生去研讀，去背誦，實在是毫無道理，顯然也毫不體恤學生之負擔。

我再引用「比較淺近」的文言文──「世說新語」其中的ㄧ則：【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借問一下，你了解這段文字的旨意嗎？你知道「洛生詠」「老婢聲」是甚麼碗糕？「世說新語」可是大專聯考曾經出題的項目呢！

文言文除了艱澀難讀之外，還有一種「化簡單為繁複」的怪現象；在論語裡有一段話：【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問的是「子路」這個人如何，而孔子的回答卻冒出「由」這個人如何如何，顯然是牛頭不對馬嘴；原來「子路」與「由」是同一個人──季路，姓仲，名由，字子路，一稱季路；

大家看看，一段不到30個字的文言文句子，問與答之間就教人摸不著頭緒，而一個人卻莫名其妙的要有數個稱呼；在高中論語中，孔子的子弟出現約有12人，平均以一人有三個名字號來計算，也就是說，現在台灣的一個中學生要研讀論語，就必須要先背好36個孔子子弟的名、字、號，否則無法了解課文中對話的角色，至於六冊國文課本裡的數十位文言文作者，只是想到要去記他們的名字號，就要讓學生頭痛不已，大呼吃不消了。

我希望那些孺慕「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政客如李慶華、李慶安以及「中國學者」如余光中者之流，不要每次有人提議要減少文言文課程的比例時，你們這一群中國人就開始哇哇大叫，不要把那些連你們祖國都不太想要的「中國古董」，硬生生的要塞進台灣學生的腦袋裡，將那些已經不合時宜，應該要淘汰的艱深文言文，應該要擺進博物館的骨董化石，強迫台灣的學子去研讀，去背誦，去消化。

你們愛慕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吃狗肉？！隨地吐痰？！」那是你家的代誌，但是請不要虐待台灣的學生，讓這群莘莘學子儘快擺脫研讀文言文的噩夢吧。

PS：「台灣官場錄」雖然古人的名字號，會讓人對文言文的內容混淆不清，但對現代人倒不必然會有這種現象，我且舉一例：【伯雄者，曩昔其伯父為國民黨所殺害也；伯公者，當今貴為國民黨之主席也。】

一般人看到這一句，會認為「伯雄」與「伯公」，一定是兩個不同的人，因為伯父被國民黨殺害了，而姪子竟會當起國民黨的主席，在人倫義理上，這根本就是「無情無義，無血無目屎」，令人不可思議的代誌；但這一句話如果用心去猜，還是可以猜得出來是同一個人-------因為雄雌的「雄」字，和公母的「公」字，這兩個字的字義，在這一句話裡是互通的，所以我們可以推論出：「伯雄者，伯公也，一心追求權位不顧人情義理之輩也」

國民黨的官場，最興中國古代宮廷這一套封建文化，總喜歡在他們的姓名之外又加字號，權位越高的人越喜歡人家在他們的字號上，再加上一個「公」字來稱呼他，而阿諛奉承的馬屁精，就會一直在這些高官面前「公來公去」，所以我們在國民黨集會的場合，經常會聽到此起彼落，到處叫人「阿公」，一片『半路認「阿公」』的景象。

日後我們網上的朋友一聽到有人在呼叫國民黨的某某大官，這個「公」，那個「公」，就可以知道那個被稱呼為「公」的人──是「ㄍㄤ」也，不是母也！」。

我們台灣人是不作興來這一套矯揉造作，裝腔作態的中國官場「假仙」文化，每次我聽到有人呼叫甚麼「公」，而被稱為「公」的人，也一臉得意相，我就會全身起「雞母皮」，翻胃要嘔吐。

（鯨魚網站註：作者為台南市退休高中「國文」教師）

酥餅的BLOG:華爾街評論：台灣不認輸的一群 - 樂多日誌

酥餅的BLOG:華爾街評論：台灣不認輸的一群 - 樂多日誌
Taiwan's 'Refuse-to-Lose' CrowdBy THERESE SHAHEENNovember 8, 2006
台灣不認輸的一群華爾街日報表示，
台灣政治紛亂的根源不在於陳水扁總統、他的家庭與朋友涉嫌貪污的指控，
而在於台灣總統就任六年來的重大改革計畫。
要知道，陳總統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位不是來自國民黨這個專制統治台灣半世紀的政黨的總統。
所以，毫無意外的，他的改革計畫會遭到還不習慣敗選的既有勢力強勢阻擋。
許多觀察台灣的專家稱這些前國民黨官員與親民黨為“不認輸的一群”，他們妨礙許多總統的計畫。
以國防為例，雖然陳總統在將近第二任的時候才處理台灣的國防議題，但是他也在2003年推出了一百八十億美金，
有布希政府強力支持的國防預算，然而軍購案一直被擋在反對黨控制的立法院裡。
陳總統對台灣政治體制的改革也遭受類似的阻擋，自從蔣介石在二次世界大戰逃到台灣後，
台灣就採五權分治體制，五權之間常常有重複之處。
在嘗試將體制轉化為更適合現代台灣、更有效率的制度時，一如預期，馬上遭遇目前支持者還掌握大部分政府機關的國民黨的抵制。
華爾街日報認為，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毫無意外的，非法使用國務機要費的指控成為不認輸的一群最好的藉口，
尤其是在總統夫人吳淑珍被起訴貪污後。
當然，任何對公務人員的指控都必須以符合程序正義的方法調查，
但是同時也要記住，一些有爭議的支出是用在對台灣國家安全有關的機密外交。
當北京在全世界用許多資源想孤立台灣的時候，台灣必須用非常手段經營外交。
由於這些手段的機密性，規範相關經費的規定也是模糊不清。
由於目前的爭議，堅持透明的預算程序與訂定清楚的規範有可能解開某些經費的機密性。
華爾街日報也表示，陳總統在六年的任期中犯了一些錯誤，
他的勝選來自於加速自李登輝時期開始，主權與國家認同運動的授權，
但是他可能無法分清大眾對保持台灣認同的支持與正式宣布台灣獨立的渴望以致於在這些議題上忸怩作態反倒成了他的特色。
被反對黨控制的媒體也有效的將他塑造成無故挑釁中國的角色，連布希政府都覺得有必要在這方面提醒他。
事實是，大部分的台灣國民不希望被北京統治也不希望與其敵對。
這對陳總統造成兩難，當台灣人民享受事實上的獨立時，來自中國經濟與武力的威脅也不斷增加。
華爾街日報明確指出，台北的亂局跟政府效能或是貪污的指控關係不大，示威與要求陳總統辭職正是台灣民主還不成熟的明證。
與街頭群眾交談發現，有些台灣人民放棄對程序正義與法治這個民主核心價值的尊重。
反扁的熱度與強度讓人感覺到在狂熱仇恨的氣氛下，將是暴民而不是程序在主宰。
民主的最高目標應該在於保護每一個人的聲音，而不是投射群眾的怒吼，不管那樣的聲音多正義。
最後，華爾街日報認為，一個強大民主的台灣，不只對台灣人民，也對區域與整個世界最有利。
在這個成長的關鍵時期，台灣的民主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與鼓勵。
但是最終，台灣人民必須決定他們的未來是要用民主程序來決定，還是被佔據街頭的暴民所決定。